刘煜辉2012将是银行承接风险的一年

发布时间：2021-01-07 14:56:25 阅读：次来源：磨脚器厂家

以下是文字实录：

谢谢陈总，很高兴有这么个机会来参加深交所关于中小企业融资的论坛，我今天谈谈《金融生态与中小银行》，就是谈谈金融生态与地区的中小银行之间的关系。关于金融生态专门有一个研究，这个研究始于2004年的时候，周小川行长当时在会议上提出了“金融生态”的概念，我们社科院金融所组织了几十个人在全国的大概100多个城市进行了一个调研，建立了一套这样的评价指标体系去衡量这个地区的信用状况和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劣，并把这个项目做成了一个年度项目，一直持续了5年。

为什么会提“金融生态”呢？金融生态这个命题的提出，实际上源于中国经济中间的一种现象，就是一个巨大的地区差异，当时周小川行长讲到了在中国他发现31个省区尽管在同一个法律体系下面、同一套政府的行政架构下面，但是各个地区的金融运行质量或者是金融健康程度存在巨大的差异，好的地区和差的地区不良率可以相差20—30倍。这种差异跟银监的张处长也讲到了，不同小银行之间的差异。

做银行的应该清楚，我们银行的信用风险是分维度的，你可以因为信用等级的不同出现微观经济主体个体风险的差异，也可以因为经济周期和经济结构性的变动所造成的产业之间的差异，但是在一个经济体内部各个地区之间在一个统一的法律体系之下，在统一的行政管理体系之下应该不存在比较明显的风险差异。这种差异的原因到底来自什么方向呢？各方机构展开了研究，有的从内部找、有的从外部找。

从内部看，实际上从94年开始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了垂直化商业化的改造，使得银行整个的分支机构管理者已经在94年开始不再隶属于各个地方的行政领导，银行的贷款必须由各个银行总行包括分行的信贷评审委员会的评估，地方政府无权干预。94年之前中国普遍的现象是地方的市委书记、市长、省委书记、省长经常召开辖内的所谓信贷恳谈会，请求对于地方政府的项目和地方企业的支持，94年以后应该说这种情况在我们的商业银行改造的过程中间应该是逐步地绝迹了，这种直接的干预应该说没有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各个银行特别是我们的大行的垂直机构在信贷资产管理控制方面应该不会存在显著的管理水平的差异。

造成的各个地区的金融风险的差异，主要的因素显然不是来自于银行的内部，就是银行之间的风险、各个地区之间的风险管理的差异，而是来自于外部，而且这些外部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制度性的、非制度性的，文化的、体制的因素，我们统统都可以把他纳入到金融生态的范畴。我们在05年的时候出了一本很厚的书，对中国各个地区造成这种金融生态环境之间的差异做了一个制度经济学框架下的分析，我们当时从几个方面找了这样的理由，包括有些理由是从经济地理和文化传统的方向去找的，你可以看到从经济地理文化传承的方向确实可以找到各个地区的信用文化的差异，比方说东北地区这个地方他的自然条件非常优厚，你撒一把种子庄稼就涨出来。到了江浙的地区他人多地少靠着农耕养不活自己，从小就得背着货郎担去走街串巷养活自己，在那样的一个地方反而培育了一个重商主义的文化传承，逐步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间逐步衍生成金融信用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副制度性的基础。

包括我们从中央政府的改革开放非均衡的战略推进找这个原因，确实我们的改革开放是给一部分的优惠政策先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然我们的目标是追求共同的富裕，但是从经济逻辑的角度，这样的一种方向并不是自然达成的，你从经济选择的角度来讲，很有可能这种非均衡的效益产生的不是一种涓流的效益而是虹吸效应，好的效益越来越好，好的地区不断地把差的地区的资源不断往外吸，使得地区之间的差异越拉越大。但是我们的研究更多地是看地方的政府。张五常的话讲，改革开放32年所谓中国模式被世界津津乐道，中国的模式他最主要的特征是什么？就是各个地方政府的标尺竞争，各个地方政府实际上控制着推动我们这个经济成长一切的要素，包括土地、包括矿权、包括市场的准入、包括环保的政策、包括税收的优惠等等，这些都直接改变了投资、改变了消费、改变了经济增长、改变了税收、改变了就业等等一系列宏观的变量。所以我们讲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他不是政府推动的，实际上是各个地方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在推动着中国经济的车轮快速往前走，这是中国经济模式的一个特征。

地方政府他本身行为的差异不可避免地从各个领域、从各个层面都会对当地整个金融信用的活动、整个金融机构的活动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评估的时候最核心的目标就是投向这样一个逻辑的节点，这也符合我们讲的宏观的管理机构中央一层政策的初衷。他希望我们建立这样的一套体系奖优惩劣，引导资源优势配置，改善促进落后的地区，不断改善他的金融生态的环境，符合他的自然目标，形成一个个金融洼地。

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对于一个地区的金融信息活动有非常强的影响。现在主要是城市商业银行，还有一部分的农信社改制以后的商业银行，这些地区确实表现出深刻地受到各个地方的金融生态、环境差异的影响。这是03年的数（PPT），我们04年开始做这个研究用的是03年的数，为什么用03年的数，因为当时2003年我们各个地方的这100多家城市商业银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沦为了各个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他当时的情况是比较糟糕的，财政上讲，经过政府多年的干预以后整个的金融质量比较糟糕的。从03年开始，在银监的引导下推动了强有力的城市商业银行的财务重组和改造。所以这种指标在后来经过财务改善以后，到今天来讲，刚刚张处长给大家展示了，我们的银行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财务报表，所以这种数据的关系，你要放到今天的话他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如果放在当时的2003年的背景下面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地区金融生态的差异和我们的城市商业银行不良率之间呈现一个非常强的负相关的关系。好的地区不良率低，差的地区不良率高，我可以找出一个实例，就是我们的CBA澳洲联邦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在中国选了两个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一个是环渤海、一个是长三角，投了两家城市商业银行，同样的比例，一家是杭州，一家是齐鲁，但是现在的结果你可以看到差异非常大完全是天壤之别，齐鲁在整个100多家城市商业银行的竞争力中间长期排在中游，并没有因为这种合作最近几年有一个很显著地提升，但是另外一家是我们城市商业银行的佼佼者，下一批如果最先开放上市的时候很有可能他是第一个要冲到榜上去的，就是杭州，他和CBA之间形成了一个非常良性的互动。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种关系呢，你就去看看两个地区的背后的金融生态，齐鲁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强的政府，大家也知道他的国有企业很强、国有部门很强，另外一个地方是杭州长三角是民营经济的基石，是中国“浙江模式”的标杆。也许这个背后地域基础的因素造成了这种投资的差异。当然我们这次讲一个实例。

进一步的实证也表明，我们有一个报告做了一个实证，表明城商行的状况和地区的发展显著地正相关，这是从经济逻辑上讲也是可以解释得通的，一个地方的民营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对夯实了这个地区的信用文化效果起到积极的效果，这个地方的民营经济的发展重商主义有文化的传承、有各个企业信用活动的基础，这都是信用文化发展的制度的基石。各个政府和银行、企业之间会形成良性的互动，地方政府懂得只有对私有产权有较好地保护，银行充分利用这种信用文化的优势消除很强的信用活动的外部性，能够节约大量的信用产品的成本降、低信用的风险，这样的环境下面，城市商业银行他的中小银行的金融环境肯定是优良的，他的成本得到有效的控制。

同时我们也发现，城商行的状况和政府财政的平衡能力有很强的关系，这种关系我们也可以从实证的数据中间表现出来，当然这个数我们反映的也是03年的当时城商行的状况，因为03年以后每年都在改善，每年都在做大规模的财务重组，现在的报表都很好，所以这种数据关系可能就慢慢地消失了。但是不排除如果没解决根本性问题，不排除这种关系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又重新显现出来，而且很有可能这种可能性在增大，特别是我们最近经过2、3年大的投资、大的政府活动的扩张以后，我个人觉得这种可能性、这种相关性的重新上升也是可能性在加大的。

这也说明财政的状况、财政的平衡能力它直接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地方政府对于中小银行的影响的性质和强度，私人部门发达的银行，中小民营企业不但数量多、盈利能力强，国有转制以后历史遗留问题少、产业布局合理、市场容量大，所以地方政府的税源也比较充沛，此外这些地区要素资本化程度高，卖地批租的收入也高，财政收入状况也好，这些地方的政府对于城市商业银行给予一定积极地影响，从浙江这十几家城商行基本上可以看得出来，都是和政府形成良性的互动，各个金融生态的要素之间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相反在那些税收增长缓慢、财政收入不足的地方，这些中小的金融机构很容易就被俘获成为政府的一个财政的补充。特别是当我们的国有机构从基层逐步撤并、机构在收缩的时候，各个地方实际上出现了一个金融的空洞，这种金融的空洞就增加了中小银行被当地的政府和地方性的政府所干预的可能性。

我们也有正向的例子，我这里举的是一个泰隆的例子，他反映的是银行企业政府之间良性的互动，政府不断地在为银行改善他的信息成本，通过征信体系的建设，通过一系列的建设推动银行的发展，他在不断地降低银行的信息成本，推动这些中小银行不断地去为当地的中小企业服务。当地的私人经济发展反过头来又为政府提供了更充沛的一个税源、更充沛的一个税基，他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良性的互动关系。浙江的银行一般和地方政府、金融行政管理部门都有非常开明的态度，基本上不持反对的态度，基本上不持股，所以浙江有大量的私人银行冒出来。这个角度上来讲，今天谈到了中小银行上市的问题，我个人的观点，觉得积极推动中国的中小银行上市不仅仅解决一个财务的问题，推动他解决基本制度发展的问题，更关键更具有战略意义的角度是为这些银行解决改善他的治理条件提供了一个非常可行的渠道，可能最主要的功效在这个方面。在中国本行本身想括清银行与当地政府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在技术上可能上市应该是一个可以操作的方向，包括私营化。从个案当中浙江商业银行发展当中可以看到，今天宁波银行(002142)的代表参会了，宁波银行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他们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非常棒，他们上市以后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正向的个案。

浙江的例子在100多家城市商业银行所占的比例还是少数，作为中国城商行或者是包括50多家农商行在内这样一个庞大的中小银行的群体来讲，应该说大部分的银行现在目前还无法括清和当地政府的关系，即便你在股权上面不控股了，但是实际上你的银行所有的高管都是市委组织部委派的干部，必须要过市委党委会的决定，你的董事会上面还有一个党委会，这是普遍存在的状况。我们的中小银行特别是经过2、3年政府的经济活动扩张以后，从结构上讲的话，我们的中小银行实际上目前承受了更大的乃至政府性价格的风险，尽管我们所占的比例不高，尽管我们城市商业银行在信贷中间所占的比重、在平台贷款所占的比重相对来说不高，但是他在他自身的信贷的结构中间所占的比重比我们大行的比重要高出6%，我们算了一下，因为我们参与了人民银行关于全国的地方融资平台的调查，这是09年的数，我们大概算了一下，就是中小银行平台贷款占其信贷总量的比例高达27.3%，这个比大行的比例来比，大行大约是21%，他高6个点。所以我们讲小银行实际上在过去的2、3年中承接的政府的项目质量上应该说比大行更令人担忧，因为他承接的都是一些比较靠后的项目，因为一般的规则都是政府的项目先找大行满足，大行资金多。地方的小银行一般做配套。剩下的项目有两种，一种是大行不要的项目，还有一种是信贷开始收紧的时候地方政府开始从大行找不到钱了，回过头来找自己能够施加影响力的小行来满足，这种情况很多。

特别是在2、3年经济刺激以后的后遗症开始显现的时候，中国的政府型的经济模式给当地的金融生态所造成的风险在未来的2、3年中，我觉得是一个集中的风险释放的时期，这种集中风险的释放来自于整个中国经济的逻辑，非常强的一个逻辑，就是所谓的地根对银根的撬动，来自于中国的货币扩张一个非常强的内生性，因为中国的货币扩张实际上他的主体来自于各级政府的经济活动的扩张，他是我们中国货币扩张的一个创生的主体。

这种政府型的经济对于金融生态一般会产生两种效应，一种所谓的挤压效应，我刚刚讲了强政府的地区挤压了市场部门的生存空间，妨碍了市场的发展空间，抑制了当地创新、创业、企业家精神的滋生和成长。特别是在紧缩的时候，他反过头来绑架宏观政策，你看到我们今年上半年为什么货币政策不敢加息？因为整个政府的债务杠杆非常高，没办法把我们的货币政策挤到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去操作，就是所谓的量化紧缩，这种量化的紧缩反过头来又抬升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挤死了我们经济中间最有效率的中小企业。

这些因素其实在开始发酵，所以我们讲2011年，如果是中国的银行体系、流动性全面紧张的一年，2012年实际上应该是我们银行应该要关注风险的一年、要承接风险的一年。这种风险不光是来自于大企业，同样也来自于小企业业务，中国小企业结构的布局是给大企业做配套的，大企业受到周期性的波动的影响小企业是无法避免的，是肯定要被波及的。我刚刚讲到的当然这种风险更多来自一种体制的层面，银行自身来讲我们积极地推进中小银行的上市，改善他的治理结构，应该是我们括清中小银行跟当地政府、地方政府关系的一个良性的渠道。大面上讲，更多地来是来自于我们政府的转型和经济的转型，来降低我们整个的中小企业生存的宏观风险。谢谢大家！